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党、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视角来看,统一战线是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统一战线在革命时期发挥改变政治力量结构的作用,在和平时期成为凝聚政治力量的制度结构。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统一战线成为现代国家内部的支撑性结构,是我国现代国家的底色。作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蕴含鲜明的现代化红线。统一战线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国家建设与治理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样本。
中国共产党;党建国家;现代国家;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社会学
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副秘书长、研究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整个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统一战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扩大海外影响的权力视角来看待统一战线;不少国内学者也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或多或少也处于“权力逻辑”之中。本文从建党百年来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出发,意在突破“权力逻辑”,从更为全面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待统一战线,探讨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现代化、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的地位与作用。
辛亥革命推动中国传统帝制崩解后,中国就进入了革命的年代。革命实际上是以先进的政治力量打倒反对革命的政治力量。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势力的阻挠使得反对革命的政治力量异常强大。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毛泽东把反对革命的政治力量概括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后又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
在反对革命的政治力量异常强大的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倒反对革命的政治力量,推动革命前进,实现革命目标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队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陕北总结中国以往革命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606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积聚革命力量、战胜反革命力量。这三种方式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又把它们称为“三个法宝”。在这三个法宝中,党的建设主要是加强革命者自身的政治力量,武装斗争是通过直接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方式来削弱敌人的政治力量,统一战线则是通过化敌为友的方式来削弱敌人、增强自己。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对于改变政治力量结构更为显著直观。因而,毛泽东又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1]613如果说武装斗争是零和博弈的话,那么统一战线则是一种我方全赢、对方全输的博弈,可以在瞬息之间改变敌我力量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视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的“神奇武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统一战线作为改变政治力量结构的一项重要法宝,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看到了统一战线在政治力量结构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国民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理念。国民党在军政和训政阶段,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其他社会政治力量,拒绝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没有看到统一战线在改变敌我力量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则清醒地认识到统一战线在政治力量结构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的根本规律之一。”[1]64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战线来扩大自身力量,削弱敌人力量,改变政治力量结构。国民革命时期,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使中国共产党由知识分子政党转变成为深入社会基层、代表工农利益的大众型政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扎根农村,在农村建立军队、发展党员、扩展基层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深刻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政党,把国民党从中心挤到了边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了强大的反蒋包围圈,使蒋介石集团被彻底孤立,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通过统一战线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在革命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来改变政治力量结构,化弱势为强势、化劣势为优势、化逆境为顺境,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当敌人被消灭之后,统一战线又由化敌为友的法宝转变为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奋斗的法宝。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从原来改变政治力量结构转变为巩固政治力量结构。统一战线团结各方、凝聚力量,创造出一种万水朝东、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共同行动的政治局面。统一战线既成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作为凝聚政治力量的制度结构,融入我国国家制度之中,与我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性与集中性高度契合。
辛亥革命推翻传统帝国后,需要在传统国家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最初也希望建立西方的民主共和制现代国家,在中国建政党、开议会、行选举、立宪政,希望以欧美国家为榜样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西式现代国家建设遭到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认识到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要有一个强大的主体力量。这个主体力量不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只能是现代政党,要以政党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这推动我国走上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但是,国民党建构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道路,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坚持一党独裁,排斥其他社会政治力量,拒绝统一战线。国民党不能真正联合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导致其未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职责。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认识到“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2]。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而是各党各派的公事,因而需要团结各党派和社会各界力量来共同进行。在中国这个广土众民的超大型国家,建设现代国家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单一政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发挥作用。这就是要多党合作建设现代国家,把统一战线原则融入我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统一战线由此成为我国现代国家的底色。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独立领导革命的政党,也尚未正式提出现代国家建设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工农共和国”,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任国民党十年围剿而不倒。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新的国家建设探索历程。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将原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改变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3]毛泽东在解释这种转变的原因时指出,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有必要把他们吸纳到革命队伍中来。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转变,意味着政权建构中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政权的统一战线色彩更为浓厚。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1]677“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1]676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统一战线融入国家结构形式之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实践形态。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要实现国家统一,就必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代表分子的代表人物组成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2]1056这个国家制度是“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2]1056,可以实现人民自由和人民民主的统一。毫无疑问,联合政府也是统一战线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国民党却主张独裁专制,试图消灭中国共产党,从而引发了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人民”的概念专门进行了解释。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4]毛泽东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定性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4]1480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由此得到清晰的理论界定。这一国体既包含了工农联盟这一基础性统一战线结构,又包含了多阶级的人民范畴。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从两个维度把统一战线容纳进来,奠定了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我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四个阶级”转变为“两个阶级”,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了“两阶级一阶层”,但是工农联盟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国的国体之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始终是一个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国家,为工农大众服务依然是我国国体的根本和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国体没有变,国家建设的根本也没有变。大量党外人士进入国家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执掌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这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国家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
回顾百年历程,中国的现代国家从来不是像西方那样的单一阶级的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而是多阶级的现代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我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团结各社会阶层,形成我国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结构。统一战线隐藏在现代国家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也成为现代国家内部的支撑性结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与裹挟之下,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中,也以推动现代化为己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推动局部地区的现代化。统一战线在推动根据地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自身的应有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大量统一战线成员进入国家政权,直接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我国的新一轮现代化建设。新一轮现代化建设以改革开放为基本标志。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地感到,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知识、技术、人才和力量不足以满足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5]“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6]完成现代化的艰巨任务需要团结各方社会政治力量,而团结各方社会政治力量需要民主和统一战线。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反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解放思想,实现思想意识上的民主,由民主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二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把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共同进行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6]186。现代化建设需要统一战线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所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6]204“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6]204“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186国内各民族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中不同宗教的民主人士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持祖国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门重开之时,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能否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心存疑惑,对到中国投资兴业踌躇不前,在中国投资额度不大,且以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在此局面之下,统一战线成员尤其是港澳台地区的统一战线成员面对疑惑,率先到内地(大陆)投资设厂,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大量‘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中,属于‘三胞’的就占了70%的比例,金额在一半以上。统战工作为港澳台和外资的成功引进起了很大作用,许多有效的引进项目是通过统一战线各有关单位和爱国民主人士参与促进的。”[7]“截至1989年,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到1.9万户,投资总额达469亿美元,注册资金275.9亿美元,外方认缴资金达150亿元,其中以港澳台的企业和资金为主,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7]416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是侨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统一战线在引资引智方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一战线在引资引智、智力支边、光彩事业、温暖工程、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统一战线发展历程蕴含鲜明的现代化红线。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之下,现代化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支持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推进,统一战线还将勇立潮头、再立新功。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基把政治简化为一个基本问题: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于何时何地获得什么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各种挑战的回应,而且由于政治必然是一种非个人的现象,因此它暗示着集体行为优先于个人行为[8]。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的目标实际上是要创造一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让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乐享其位。从创造有序公共生活的角度出发,政治学涵盖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政党只是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和行为主体。但之所以把中国共产党这一行为主体专门挑选出来,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一般政党不一样。西方一般政党只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纽带,执政时期指导国家建设,在野时期进行政治监督。中国共产党不但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纽带,还是国家与社会的保障,是整个国家与社会前进的引领性力量,是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但长期执政,而且创造、指导和保障中国有序的公共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身,同时长期执政的基础之上。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就要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党的领导的先进性,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强化党的领导的核心性,强调党应该成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核心,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9]。中国共产党要强化党的领导的核心性,就要增强对党外社会政治力量的吸引力,把它们吸纳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即与他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联合各方社会政治力量,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服务。但是,统一战线之中的团结与联合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更不是上级领导下级,而是政治领导,即通过平等的合作与协商的方式来实现领导,因而统一战线是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之一。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就要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意味着建构一种有序的政治结构,并在各阶级阶层之间建构基本的政治平衡,形成一种协调有序的政治关系。统一战线在建构政治秩序、创造公共生活、协调政治关系方面,都可以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6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统一战线领域的五大关系。胡锦涛指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7]486-487在政党关系领域,统一战线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巩固和发展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民族关系领域,统一战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宗教关系领域,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推动宗教中国化。在阶层关系领域,统一战线推动全社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海内外同胞关系领域,统一战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内地(大陆)同胞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加强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上述五大关系涉及政党、国家与社会,统一战线做好上述五大领域的工作,协调好上述五大领域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平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全面实现。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样要求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内部坚持党的自我革新,以党的自我革新来消除执政过程中产生的腐败因素和与长期执政不相适应的方面,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二是从外部获取稳定的监督力量,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查缺补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10]内部的自我革新与外部的政治监督有机结合,就能够实现内在的有机平衡,保障长期执政目标的实现。
统一战线能够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稳定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两个方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向党委及其职能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参加党委有关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执行和实施情况的检查,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等十个方面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11];“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2]。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
无论从领导还是执政角度来看,统一战线都能够充分发挥协调关系、平衡社会、稳定国家的功能。统一战线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提供稳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能够保障整个国家的内在平衡与稳定。统一战线事关国运,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彰显着国家治理之道。
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但是,统一战线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要时刻关注社会结构变化。
首先,从阶级阶层结构上看,社会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主要关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阶级关系上明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把它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处于革命队伍的行列之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统一战线表现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之中,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得以扩大。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阶级基础继续扩大,形成了四个阶级的联盟,并由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把握,有序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新时期,市场化推动社会分化,社会涌现出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由原来主要关注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转变为主要关注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明确哪些阶层属于需要中国共产党团结联合的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到周围。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3]。此时界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人员两类人群,具体包括上述“六种人”。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更加关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重点关注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群体。2017年,党中央专门召开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六种人”调整为“四种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从“六种人”到“四种人”的调整,既反映了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范围的变化,显示中国共产党对新的社会阶层吸纳重点的变化。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还会产生更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范围还会进一步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还会最先接触到社会分化中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乃至新兴职业人士。
无论社会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时刻关注社会结构变迁,并根据社会结构变迁确定统一战线成员范围。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把统一战线称为中国共产党特殊的社会学。一是特殊在社会研究对象上,而不是在社会研究方法上,即是社会研究对象特殊,而不是社会研究方法特殊。这些社会研究对象都是社会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二是特殊在从政治的角度研究社会结构,而不是单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社会结构,即以政治的眼光观察社会,以政治方式遴选哪些人需要纳入团结范围。因而,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概念。
其次,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1939年,中央统战部甫一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统一战线部的主要经常工作为:具体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及军队的情况,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则还应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具体研究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各地驻军政权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提出适当的对策以打击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和巩固及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等[14]。柯庆施回忆自身在中央统战部初创时期所开展的工作时也指出,当时统战工作主要做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搜集全国各个军队及党派的材料;二是搜集与整理对我们的进攻与摩擦的材料;三是同华北来的各地工作报告团同志谈话,意在将各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经验写成材料;四是帮助延安交际处的工作[14]648-649。可见当时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就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掌握各党派和军队的动态,为中央决策服务。李维汉曾经非常形象地说,统战部不搞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统战部的职责定位为: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其中,“了解情况”就需要调查研究。
中央统战部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都源于调查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抉择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时期根据苏联模式,曾经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但李维汉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点和民族居住模式,提出了在单一制基础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方案,最终被中共中央采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逐步建立起一批民族自治地方。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7]244。1953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李维汉通过在武汉、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提出对国家资本主义实施和平赎买、和平改造、公私合营的方针,最终被中共中央采纳[7]228。
进入新时期,胡耀邦明确要求统战部抓落实政策工作。在长达九年的落实政策过程中,统战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工商业者政策和侨务台胞政策,同时制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央统战部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会推动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变化,从而对统一战线形成巨大冲击。1993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开展全国范围的统战系统大调查,经广泛调查之后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一崭新理论判断。2000年前后,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6年,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五大关系”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理论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等统战理论创新,也都是建立在广泛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再次,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历来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范力沛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最怕的就是脱离社会现实而抽象化,一旦抽象化之后,统一战线就成为一种象征和仪式,失去了内在活力。统一战线一旦与社会现实脱节之后,就会“变得与解决国内具体问题越来越不相干”,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抽象的方法,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15]。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就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威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使中国共产党由知识分子政党转变为代表工农的大众型政党,并由国共合作共同推动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解决了孙中山积四十年没有解决的国民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深入农村,解决了国民革命时期没有解决的土地革命问题,任国民党十年围剿而不倒不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阶级性政党转变为民族性政党,团结国民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解决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侵略一直没有取得过完全胜利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了反蒋包围圈,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三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都与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解决了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统一战线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统一战线一度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与社会现实脱离之后,统一战线就由具体化而转变为抽象化,实际上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20世纪60年代,范力沛观察道:“统一战线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日益下降”[15]172;“现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对党自身的象征意义,而不在于党与非党的组织关系”[15]。统一战线的抽象化既妨碍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使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名存实亡;又妨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受挫,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之后,统一战线由“革命模式”转变为“现代化模式”,迅速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迅速由原来的抽象化转变为具体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具体问题、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百年发展经历了“具体化—抽象化—具体化”的过程。统一战线紧贴社会现实,紧贴党的中心工作,就会具体化。反之,统一战线一旦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党的中心工作,就会抽象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学。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越是力量薄弱之时,越重视、需要和依靠统一战线;越是力量强大之时,越深深地体会到统一战线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发现,当中国共产党重视统一战线、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平稳发展之时,整个国家就国运亨通、繁荣富强;当统一战线没有受到重视和遇到挫折之时,整个国家就命途多舛、积贫积弱。统一战线事关国运。统一战线深深地嵌入到了政党建设、国家建设、现代化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历程之中,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建政与治国的实践经验还表明,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学,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样本。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4.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6.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5.
[5] 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19.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6.
[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415.
[8] 英国DK出版社.政治学百科[M].张乎安,王剑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9] 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
[10] 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J].求是,2019(5):4-9.
[11] 徐隽.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俞正声张高丽出席[N].人民日报,2017-01-23(1).
[12] 张烁.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李克强、俞正声出席[N].人民日报,2013-02-08(1).
[1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1(13):3-17.
[1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3卷(1938—1945)[G].内部出版,2005:109.
[15] 范力沛.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M].肖存良,译.内部出版,2015:174.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思想研究”(2019WJD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STA064)
引用格式:肖存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地位与作用[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2):1-10.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